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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的角度而言，主张女性的作品也具有天地的灵秀清淑之气，可以说是明清文人的一大发明，是他们用来抬高女性作品价值的策略之一。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个明清文人比较具备创新性的策略，就是强调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本身就有一种男性文人日间缺乏的「清」的特质，「清」被说成是一种天地的灵秀之气，也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后来这种把「清」是为女性之属性的言论，慢慢成为明清文学评论中的主流。那么「清」为何会成为女性诗歌的特点呢？这是因为一般妇女缺乏写作吟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再加上所处的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上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这种具有真善美的品质无疑成了女性诗境的特征，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换句话说，女性之所以成为山川日月之精秀所钟，而她们的诗文作品能够展现出「清真」的性灵特质，主要是来自于她们的低社会化，以及与现实社会的高度隔绝，因此才能葆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单纯，这就是女性及其诗文的价值所在。

自明末清初以来男性文人所建构的「好诗=清物=女人」的方程式，虽然使得才女的才华受到肯定，却也让女性更加被等同于阴柔、情绪化和隐闭的异性，而其实更巩固了如家的社会性别体系。

更关键的，这种清真自然的特质并不能涵括所有的、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源远不足以达到「尽性」的人格最高境界，而成为「完善的人」。因为「尽性」是以达到人的所有特征和性情的和谐为标准来定义的。

虽然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所遭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但实际上人类文化的运作并非如此简单，在贾府内部这个以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亲族世界中，位居于金字塔尖而握有无上权力的贾母，依然是母权的实行者。而这和儒家注重孝道，因此母权高张是直接的相关的。

首先是《易经》中「家人」卦的彖辞：「家人有严君焉，妇女之谓也。」母与父并称严君，其身份地位可想而见。张玉法曾简要地点出：中国历史上的女权虽低，但母权却不低，正因为子宫家庭或子宫制的存在，而导致了母权的行程与坐大。刘维开即从「子宫制」与「宗法制」的比较，解释中国母权势力的坐大和由来：「子宫制是以母系为中心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结构，所以母亲在这个结构中具有权威性的地位。礼教是死的，人的运用是活的。前节提及母权的获得是由父权而来，当两者发生***时，父权是唯一最高的权力；但当父亲的母亲仍然存在时，这个家庭的母权就占了优势……母亲在子宫系统家庭中的权威性，显现出来了。」

这都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独尊儒家思想，而儒家又特别注重孝道的缘故，使得母权也为之高涨。虽然当母亲的丈夫还在世时，她的权力因「夫为妻纲」的指导原则而必须臣服于夫权之下，因此还深深受到节制与压抑；但是一旦丈夫过世，这位母亲成为寡母后，便从父权的挟制中解脱出来，并独揽了所有的亲权。对许多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当一个男性的父亲死去之后，母亲就成了他的「父亲」，她就会成为这个家庭的最高权威，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就神话学的隐喻而言，这是她从附属的配偶神又恢复了孤雌纯坤的大母神地位，成为整个家族金字塔尖的权力领袖。

这就说明了，何以到了父系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女性依然可以获得权力。

人类学家Margery Wolf研究台湾农村中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时，即指出在父系制度的架构下，存在母亲以自己为核心，以所生之子女为成员，以情感与忠诚为凝聚力量的「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其中，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尤其紧密，因为女儿在出嫁后会离开原生的「子宫家庭」，儿子则不同，他永远在母亲的身边，同时儿子娶的媳妇以及之后诞生的孙子女，也都是「子宫家庭」的一员；因此，母亲的未来寄望在儿子的未来，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特别密切，致使传统中国社会中，「在夫妻间的两性情感为礼仪所抑制的情况下，母子之情有了较多的表露机会」。而通过以大量的明清文集、传记、年谱为史料探讨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学者更细密论证在中国性别文化的制约下，一个男子一生中最熟悉，并且可以公开地、无所顾忌地热爱的唯一女性往往是他的母亲；同样的，一个女子一生中可以毫无保留地付出情感，又可以无所畏惧地要求他对自己忠诚、热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她的儿子。母子间的忠诚与情感建立在母亲对儿子的褓抱提携与牺牲奉献上，母亲且不时有意识地提醒儿子为母者对他的期望，加上儒家孝道允许并要求儿子永远对母亲保持绝对忠诚，因此通过母子共同吃苦患难的经验及母亲的一再灌输、耳提面命，母亲的价值观、完整性以及影响力会活在儿子的身上，并终身与之相随。

必须说，“好诗=清物=女人（=女儿）”的对等关系，使得女性可爱而不可敬，灵秀而不灵智，单薄而不丰富，轻盈而不厚实，严重限缩了女性生命的开展幅度与深度。而这样一种严重受限的性别意识，当然是一种女性歧视，并且非常清楚地在《红楼梦》的文本中表露出来，只是向来一直被读者粗心地忽略了。由于这个认识完全颠覆了我们所以为的《红楼梦》是一部“女尊男卑”的小说，所以有必要在此多做一点解释。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女子，也就没有《红楼梦》的创作动力，“女性崇拜”可以确定是《红楼梦》的创作宗旨之一。

贾宝玉所谓的“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不仅继承了明清文化的这个脉络，甚至在年龄范围上将明清文人所涉及的“妇女”，更加收窄到未婚的年轻少女，也就是所谓的“女儿”，形成所谓的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这是对文化潮流既继承又改造的差别所在。但是如果不停留在表象而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主张或强调天地灵秀的性别专属，无论是妇女还是少女，虽然在表面上与自觉意图上都是在赞扬女性特质，但背后所隐含的其实仍然还是男权思考之下的女性歧视。

首先，女性创作因为缺乏严格的专业训练与广大的生活历练，固然比较容易表现出清真自然的风格特点，近于性灵派的诗学追求，这也恰恰是性灵派大将袁枚如此弘扬女性创作并广收女弟子起唱和的原因；但这种风格特点却也反过来大大束缚了作品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失于单薄、浅显、狭隘、柔弱、纤细、琐碎。与曹雪芹约略同时代的章学诚（1738-1801）早已归纳道：

唐宋以还，妇之可见者，不过春秋怨，花草荣调，短什小篇，传其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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